温州模式30年“温州模式”是怎么横空出世的？

温州模式30年|“温州模式”是怎么横空出世的？

1985年5月12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题为《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的长篇报道，并配发评论员文章《温州的启示》。这是“温州模式”首次见诸媒体，被公认为是“温州模式”横空出世的标志。

自此，“温州模式”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“潘多拉盒”的“钥匙”，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、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：“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‘试验区’，是个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地方，是个能出经验、出好经验的地方。”他要求：“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，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，探索新的规律，创造新的业绩，总结新的经验，为全省带好头，为全国作示范。”

值此“温州模式”30周年之际，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，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“改革先锋”与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“中国模范生”双重身份的温州带给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。以下是“钩沉篇”。

中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主章华妹，在自己的纽扣店中展示当年的营业执照。澎湃资料

1985年5月12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题为《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的长篇报道，并配发评论员文章《温州的启示》。文中指出“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，短短几年，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。如今‘乡镇工业看苏南，家庭工业看浙南’已为人们公认。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，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——‘温州模式’”。

1985年5月12日《解放日报》的头版头条《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

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“温州模式”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。这篇稿件还首次概括了著名的“四千精神”——走千山万水，吃千辛万苦，想千方百计，说千言万语。

“实际上，此前已有经济学者在小范围研讨会上提出了‘温州模式’。但究竟是谁？在什么场合讲的？难以查证了。”该篇稿件的作者、时任《解放日报》记者桑晋泉回忆说。

自此，“温州模式”横空出世，与“苏南模式”、“珠江三角洲模式”各领风骚。温州，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神奇成长的“代名词”。

两年前已引起中央关注

温州经济的异动引起中央的注意，还可以从桑晋泉的报道前推两年。

1983年11月29日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。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，就是制定出台第3个令人瞩目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。中共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回忆说，前两个“一号文件”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问题，第3个“一号文件”考虑的是如何发育宏观市场机制。最终，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，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、入股分红；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、经商、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，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，“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”。万里认为，宜山经验完全符合第3个“一号文件”精神，并建议“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”。

让万里兴致盎然的背后，是温州突如其来的异端崛起，

改革开放前，温州的情况可以概括为“三少一差”：可利用自然资源少，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，国家投入少，交通条件差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一批头脑灵活、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崭露头角，成为各行各业的“大王”。1981年，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“电器大王”胡金林，年营业额竟达120万元，而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还不足60元。1982年，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，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，约占全国总数的1/10；数以万计的购销员奔波于各地，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“蝗虫大军”。

1984年，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，搞活流通。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。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，以家庭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。他们采取“自我投资、自我建设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”的方式，构筑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、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“走南闯北、拾遗补缺，小商品、大市场”的经济格局。

“冒了风险”的结论式报道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《解放日报》记者陈也平与桑晋泉来到了温州。起初他们的目的是报道温州对外开放面貌，但在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等领导的接触中，他们探讨更多地却是温州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的情况。

30年前的那次采访给桑晋泉印象最深的是，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，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。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，而一年换来的利润超过１万元！塘下每年可创产值⒈８亿。

“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而且创造这天文数字的，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摆弄机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乡巴佬。”祖籍江苏无锡的桑晋泉由此确信，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，并非中国乡村工业化唯一的致富路径。

当时，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出现了“珠江三角洲模式”和“苏南模式”，前者有经济特区的政策，后者有“集体经济”的帽子，意识形态层面除了肯定和赞扬，没有不同的声音。但温州就不同了，这种以个体（或合股）生产和经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，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激辩，全国媒体也没有一家对它做过公开报道。于是他们决定，由桑晋泉写新闻，陈也平写评论，闯一闯“禁区”。

如何将“温州模式”4个字写进报道，却又颇费思量。

此前，已经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到过温州，对温州的这种经济现象，有个别经济学家将之称为“温州模式”，但大多数官员和学者都对“模式”一词持保留态度。

为了绕开“雷区”，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“温州模式”一词，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，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“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‘温州模式’”。

时任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陈念云审定了稿件，他赞成把“温州模式”写到稿子里面，不作标题，并很快签发；时任总编辑助理、6年后因领衔撰写“皇甫平”系列评论名噪全国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，决定推上头版头条。

“那时候，‘左’的思潮还相当浓郁，做这样的结论式报道《解放日报》是冒了风险的。”陈念云回忆当年感慨而言。

报道刊发后，温州发展商品经济之“模式”迅速引起全国瞩目。

第一轮席卷全国的“温州热”扑面而来，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。其中被称作“温州年”的1986年，仅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。高潮中的高潮——1986年9月至10月，从杭州、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，车祸激增：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，日均5起。共翻车57辆，死71人，伤250人，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。

【来源：澎湃新闻】